[读《陈奂生上城》有感]读《陈奂生上城》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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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声的这篇《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的一段经历，刻画出一个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在新的社会面前的所作所为，展示了一个中国最低层的农民的朴实憨厚，在新的经济政策下所受到的实惠，和一个积极的精神面貌。

　　在我还在读这篇小说时，我便开始同时思考陈奂生与阿q到底有无一定的联系。当我读完时，虽然我无法给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我觉得至少陈奂生是两个本质上截然不同的角色，他们拥有的是两个彻底不同的背景和命运。阿q和陈奂生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在我的理解中，陈奂生是一个典型的底层中国农村农民形象：一方面他秉承了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优秀的传统美德，他既勤劳节俭、又朴实憨厚；另一方面他又未能脱离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这点评价可能有点过甚，其实就是那种很强的一种官意识）的束缚。

　　我的认识仅仅就是这两点，我觉得陈奂生和阿q就是挂不上边的，而且对于陈奂生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说他是个未曾觉醒的农民，似乎应该向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去挖掘。

　　首先，他的勤劳节俭，朴实憨厚，是不用赘述的，无论是从他的身份，还是他的言行，都无不体现着这些美好的品质，自然是无可非议的。有争议的就是关于他在旅馆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心理及言语。在那里高晓声这样写道：“（陈奂生）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嗵坐下去……”

　　单单从这里看，似乎可以说陈奂生几乎就是个阿q式的家伙——一种愚蠢而又简单的报复心理。这是一点，对于认为陈奂生和阿q很是相象的同学来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陈奂生有着严重的自我安慰心理也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体现这一点的地方很多，例如他对自己不明不白地就失去了五元钱的一种理解，还有在回家的路上所想的对自己的老婆的托词，似乎无不体现这个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精神幽灵。

　　但我不禁要问要想，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不是真正的说明了他有虚荣心，是不是他容易满足，他这种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是不是精神胜利法？我不喜欢讲到什么，不管他的现实意义就靠到一个典型或是什么主义上去。我宁可他的出现不是一个必然，而是作者自己创作的一个独到人物。其实，我以为讨论一个人的品质如何，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人欲望的大小。对于陈奂生来说，他只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分强烈的欲望，顶多就是买顶帽子，赚点谈资罢了。如果说仅仅因为他的追求低，就说他容易满足，那岂不是很怨？至于精神胜利的一说，我觉得乐观和精神胜利有时是很难分辨，甚至有时可以混为一谈，重要的是看人物具有怎样的人生态度。如果一个人朴实，那么处理问题就想得开，自然就不是什么精神胜利法；如果一个人小心眼，那么对待利益问题就自然不得法，却硬要让他解决得让大家感到合乎道德，肯定就只有精神胜利法了，自我安慰了。

　　至此，我觉得陈奂生就是陈奂生，和阿q根本就没有也不会有必然的强加的联系。陈奂生是个老实的新中国农民。

　　至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我想不管是谁要真的和市委书记沾上上了关系，自己不会不对人说，别人也不会熟视无睹的，还有住宾馆里陈奂生的举动有点夸张和过分，但谁能保证说现在就有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比这个更斤斤计较的做法呢？！我想一切都不仅是陈奂生一个人的错，只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已，早已经根深蒂固了。相同性质的“打江山”和“坐江山”的笑谈至今不还在被大家争论着不休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若是谁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亟亟歪歪地说什么农民和市民是两个层次，那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完全就是垃圾。

　　文章读完了，小记也写完了，我觉得中国农民是值得同情的，不仅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极低，更是因为没有人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却偏偏要从他们的身上去挖掘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还要以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高度去怜悯他们，耻笑他们没有追求，容易满足，到了这里清心寡欲也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以至大家忘了我们是由养活的。我想我写到这里，所思考的，所写的，也是自己所始料不及的。也许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东西，即使把陈奂生请到现场来听，他也未必听得懂，即便他懂了也不会在乎，但我们仍要呐喊，仍要为他们的生存状态说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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