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绛的故事100字】关于杨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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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既是作家、翻译家、学者，也是新女性、妻子、母亲和慈善老人。她的一生，在多个身份中自由切换。小编收集了关于杨绛的故事，欢迎阅读。

　　恋爱：钱杨一见钟情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昨日杨绛辞世，这段被署名为杨绛百岁感言的话，刷爆社交网络。

　　不过，羊城派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知，出版社责编曾跟杨绛本人确认过，这不是她的话，也非她所写。网民，或许只是想借其言，述己心。

　　目前出版市场上关于杨绛生平著述，有《听杨绛谈往事》和《杨绛传》。前一本作者是吴学昭，书中记录了杨绛从出生至98岁的经历。作者在大量杨绛口述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

　　书稿完成后，杨绛题签并作序，“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还配有大量珍贵的照片。此书像是对杨绛98年丰富人生的“大起底”，披露了她求学、爱情、家庭和学术等多方面的情况。

　　杨绛，原名杨季康，杨绛是笔名。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听杨绛谈往事》透露，小名阿季的杨绛，中学时以高分考入苏州东吴大学，记性好、悟性强，有所谓“鬼聪明”，一直是“纯一等”学生。

　　杨绛自述，自己在东吴上大学时从未收到过情书，男同学通常都在信中叮嘱她：“你还小，要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杨绛的大学同学，“常介绍些新书给阿季读，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弗洛伊德、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费孝通转学北大之前，曾问阿季“可以做个朋友吗”，但只愿与他维持普通朋友关系的杨绛回答：“朋友，可以。但是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

　　1932年2月，杨绛与同学孙令衔等结伴赴清华、北大借读。在清华古月堂，杨绛第一次遇见了孙令衔的表兄、正在清华上学的钱锺书，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却相互难忘。

　　钱锺书的父母原本看中了一位准儿媳，但钱锺书并不喜欢。钱锺书约杨绛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书信往返，直至1935年结婚。

　　20xx年9月7日，杨绛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签订协议后，校方向杨绛女士赠送纪念品。

　　著述：八十年笔耕不辍

　　杨绛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年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20世纪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结婚后，杨绛便随钱锺书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虽然她只是旁听生，但也认真听课、大量阅读，与钱锺书共修西方文学。

　　当吴学昭问她是否与钱锺书交流学术时，杨绛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她在书中举例说：“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有‘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里。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

　　钱锺书的导师改作文很严格，要求清楚、简约，不要堆砌。钱锺书便给杨绛改文章，完全按照导师对他的要求那样严格要求她，有些作文被他评为优秀。浓浓的伉俪之情也在书中细节中一一呈现。

　　杨绛把钱锺书吃得惯的西方食物省下来给他吃，而钱锺书负责做早餐并一直持续到老。

　　1938年秋，杨绛与钱锺书留学后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

　　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小说代表作《洗澡》，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xx年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成为当年的超级畅销书。

　　20xx年，103岁的杨绛的新书《洗澡之后》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后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同年8月，又出版9卷本《杨绛全集》，共270多万字。

　　从1934年发表作品至20xx年，80年间著述不断。

　　惜名：代夫拒受“博士荣誉”

　　香港学者黄维樑曾与钱杨夫妇有过交往。他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钱杨夫妻二人甚为珍惜自己的声名，一直警惕为声名所累。这也往往给外人留下一种错觉，两夫妇有时不近人情。

　　1984年，黄维樑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时，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因选中钱锺书的小说，特意登门拜访征询意见。

　　“当时杨绛坐在钱锺书身边，其情态只能用‘柔顺’二字来形容。她基本不插话，就看我跟钱锺书交流。”黄维樑称当他离开时，杨绛还问他“刁蛮”一词用粤语怎么讲。

　　20世纪80年代中，两夫妇已不大随便接受外人的拜访，杨绛往往充当“挡驾”的角色。为什么挡驾?“她应该是希望丈夫有多些时间工作或休息，不想丈夫花费时间去应酬”。黄维樑称。

　　1994年，黄维樑再次造访钱宅，其手持香港中文大学时任校长、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的亲笔签名信，希望颁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给钱锺书。之前，高锟已在电话上跟钱锺书沟通过希望其接受荣誉，但钱婉拒。

　　当时，黄维樑首先见到的是杨绛，但此时的杨绛不再柔顺而是坚拒：丈夫病了，其坚拒黄与就在咫尺处的钱接触、谈话。黄维樑想跟杨绛沟通，杨绛表示真不接受“博士荣誉”。

　　无奈之下，黄维樑只好起身告辞。事后钱锺书专程修书一封，言明拒受理由。多年以后黄维樑回忆无论柔顺与坚拒，都表现了杨绛对钱先生的爱———爱惜声名，不为所累。

　　杨绛爱惜声名，有时也表现在抗争的方式上。

　　20xx年，江苏无锡市政府擅自修复钱锺书故居和建立钱锺书文学馆等，杨绛一再向市政府提出陈情，义正词严地表态———关键时刻将不惜以法律手段维权。

　　20xx年5月，北京某拍卖行宣布将拍卖一批“钱锺书书信手稿”，包括钱锺书与家人朋友的通信等。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并发出律师函，表示她“很受伤害，极为震惊”，并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他人权利，停止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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